导语：能海法师，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传密教的代表人物，佛教协会副会长，市政协委员，任大士岩寺住持。能海法师在成都文殊院近慈寺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。使藏密佛法第一次在内地传播，且生根开花结果。能海法师为此培育了大批学密僧才，深得四众弟子称叹，被誉为自宗喀巴大师以后密宗第三法王。
能海法师俗名龚缉熙，四川绵竹人。1886 年腊月 22 日生于绵竹汉旺场。父亲名常一，母亲张氏。他十多岁时，父亲送他到北门大街的钟姓绸缎铺当学徒。父母在他十四岁时去世，能海法师靠姐姐为生，尝尽了生活的艰辛。
庚子之乱后，清政府日益腐败，列强加紧瓜分中国。能海法师正值青春年少，血气方刚。于是弃学从戎，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。在学堂中法师刻苦攻读，成绩优异。毕业后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，不到一年，就升任营长。
1909 年，能海法师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官。当时朱德在该堂求学，解放后，能海法师在北京又见到了朱德总司令。
1911 年武昌起义后，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。四川的政局非常动荡，政府也不断更迭。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，任第四镇管带 ( 营长 ) ，在成都驻防，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。
1914 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能海法师在成都的提督街之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，大为醉心，于是就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，开始对佛法感兴趣，热心地研习。
1915 年他东渡日本，考察那里的政治与实业，同时有感于日本的佛教非常盛行。于是在回国后，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明师，研习佛法。他还曾经求教于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、佛学家张克诚先生，他不顾路途遥远，每天往返 40 里，不辞劳苦。
1921 年以后，他辞去外务，在成都山城公园办“佛经流通处”。
1924 年，能海法师当时 39 岁，毅然出家为僧，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，取法名“能海”，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，法师决心献身佛法，挽回世道人心，以期在人生根本问题上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。
法师师学佛后精勤博学，遍览汉地显教各宗经论，深究细学，犹感不足。曾阅藏经目录，知有密乘经典甚多，渐发学密之心。后经大勇法师介绍，西藏密法尤为殊胜，遂决意赴藏求法。后来到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住了大约三年，潜心学习藏文藏语。
1928 年——1940 年，能海法师师两次历参艰辛，入藏求学密法，亲近依止被藏地人尊为西藏之月轮，白文殊法成就者、宗喀巴大师二十八代传人康萨仁波切。
在藏学习约十年之久，康萨仁波切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，尤为赞赏，把自己用的衣、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法师，康萨仁波切己认定能海法师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。
1936 年，能海法师取道尼泊尔、印度，乘海轮回到祖国，他先在上海讲经，后来又到五台山广济寺闭关修习佛法。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，为弘法做准备，并在上海、太原多次讲经。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能海法师率领弟子 20 余人返回四川，成都文殊院的法光和尚请他住在南郊的近慈寺。该寺为文殊院的下院，年久失修。法师在这里住下以后，不但恢复了旧观，还先后建成威德殿、大师殿、藏经棒、沙弥堂、译经院、金刚院、方丈寮等建筑。就是在这里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。使藏密佛法第一次在内地传播，且生根开花结果。能海法师为此培育了大批学密僧才，深得四众弟子称叹，被誉为自宗喀巴大师以后密宗第三法王。
能海法师在住持近慈寺时，继承丛林制，吸黄教的寺庙家风，上殿念诵，用汉译藏文仪轨，中间加进诵汉文《大般若》、《华严》等大乘经典。沙弥堂培养青年，既学佛学，也学文化及藏语，并迎来五台山扎萨喇嘛教辩论。法师对于弟子的教育，是戒、定、慧三学并进，特严于戒学。近慈寺虽为密宗，但它的教规非常严格，所以称之为律宗亦不为过。他为寺里的僧众定下了严格的纪律。寺僧不赴经忏，但每日须诵经四座，寒暑无间，而且还严格限定女众进寺离寺的时间，上午必在 8 时以后，下午离寺必在 4 时以前。如逢法会，女众随众念诵听经，不得串寮。缝纫洗濯之事，比丘自己为之，不能让女众代替。女众住的地方，必须离寺 5 里以外，而且寺僧没有事情不去俗人家，有事必须去也得两人以上同行；没有必要的话不得进入门内，只能在门外站着说话，不是有公务在身，不得随便进入街市。能海法师曾经说过：“人不会做事，必不会修行，如何能成佛？”以此可以看出，他从最简单的做人道理入手深入到佛法的真谛。平常僧衣法服，供品糕饼，都是寺里的僧人自制。耕种园艺，植树造林，都是僧众在诵经之余，人各专其事而完成的。近慈寺特设学事堂，入寺必先学事。
法师显密双弘，不存门户之见，法师为力挽盲修瞎炼的流弊，极力提倡讲学，为力挽徒尚玄谈之流弊，法师主张僧众之学，必依丛林，才能付之于实践。修必依学，不可盲人瞎马；学必有修，不能说食数宝。法师对于密学，认为是与显教相表里，相辅翼，亦是独辟蹊径，于佛教由显教大乘而入密，由密而上溯根本乘原始佛教。法师在教弟子学法之时，也是由浅入深，执简驭繁，且循序渐进，条理井然。
法师对于拯救名山大寺文物，终生奔走，不遗余力。彭县龙兴塔，建于梁代，后遭毁坏，法师发起修复，在彭县开窑烧砖，仿印度菩提道场塔形，先建模型塔，高一丈余。峨山砖殿在火中焚毁，法师命令弟子普超筹划修复。1949 年夏天，法师又率领弟子到峨山慈圣庵安居，为普贤铜像装藏；又于慈圣庵足卢佛脱沙像，拟建为专修毗卢仪轨道场。法师先后在成都近慈寺、重庆真武山、绵竹云雾寺、峨眉慈圣庵、五台山清凉桥及上海金刚道扬，共开建道场六处，译述及讲稿共 70 余种。
1966 年“文革”开始，法师也未能幸免，移居到广济茅蓬，参加集体劳动。法师由于平时对于佛法的修习，相信善恶有报，故横逆到来之时，能不失常度。这年的 12 月 31 日，法师象平时一样和众人一起学习。半夜起来登厕，遇到僧人成宗，法师让他第二日代为请假。次日早晨，邻单原宝光寺方丈妙轮喊师傅起来进早餐，不见应声。看到法师面向西躺着，已圆寂了。法师世寿 81，僧龄 43，遗骨塔于善财洞旁边宝塔山麓，来往的行人还能经常望见。